《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这部书对三代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在对儒家政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制度构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不仅引起过学者的兴趣，更曾被政治人物所利用，而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之中，所以它在近代中国人的阅读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明夷待访录》计《原君》、《原臣》、《原》、《置相》、《校》、《取士》、《取士》、《建都》、《镇》、《田制》、《田制二》、《田制三》、《兵制》、《兵制二》、《兵制三》、《财计》、《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奄宦》共21篇。
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其父黄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致死。黄宗羲成年以后加人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险遭杀害。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述。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公元663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黄宗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设置，但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加强平等因素，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的监督权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更加可贵。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学校教育十分重要。在这里，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仅是教育培训机构，还是政治谘议机关和舆论监督机构。黄公秉承古来士大夫评议时政的传统，同时，他很在意教育者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不用对政府低三下四的，至少是不用学而优则仕。有些独立知识分子的倾向。而学校中人评议政府的是非，抽象来讲就是在教育民众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他主张烧书，以道德判断书的价值的举措，和始皇帝并无本质区别。古来主张烧书的人，都是读书人，这是很吊诡的。治国问题很大就是用人的问题。隋代开科举以后，下层人有上升的途径，对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开科考试，就要有标准。而且应该是有相对客观的标准，不然就不合公正。明代八股，现代高考，一方面人们感到它标准僵化，禁锢人才，另外一方面这样的制度也确实是相对公平公正的。八股和高考的问题在于发现人才的途径单一，使得一些不擅长考试的人可能被忽略了。国家社会需要的人多种多样，要有各种途径。
宽进严出的原则还是适用的。只有用了，尝试了，才会发现是不是合适。人才是要锻炼的，是要有个平台去考察的。现在的学校严进宽出，入取书就像是毕业证的。其他一些技能考试也是的，证书就是代表了一切能力和个人的价值。人成为了证书的附属物。明代朱棣选中北京而不是南京，后人论，是因为有天子戍边的说法。
就社会财富来说，当时，北不如南；西不如东。所以黄宗羲说应该建都东南也是一种思路。但是明代，北方的草原还是有很大的威胁存在，要抵御这些威胁，就要有重兵。但是从宋代开始，皇帝就不信任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朱元璋只好把自己儿子放在边防上做藩王。但是朱棣自己就成为了反叛朝廷的藩王，他还能容忍这样的事情第二次出现么？当然不能了。怎么办？皇帝自己来戍边吧。皇帝戍边，总体来说，正面说是体现了天子与社稷共存亡的觉悟；另外也是说明天子不信任任何人手握重兵。说到底还是天下是皇帝的私产，需要自己严加看守。黄宗羲所言强边镇的做法，估计所有的皇帝们都不会实行的。黄公主要着眼于边镇对于中央的制约，不让中央乱来，同时也有中央把责任就甩给边镇的嫌疑。这样的边镇近于藩国。皇帝可以人人做，皇帝又超常的特权，谁不愿意来做呢？给边镇首领兵民两权，只会使得他们既彼此侵袭，又威胁中央。唐方镇，后来都是彼此在彼此相战，都想扩大地盘。黄公的思想也不会进化到联邦制。联邦制的基础是主体的平等。近于古代的封建。平等的主体才能谈联邦，而且联邦主体间要割让部分的权力给中央。中国向来是要统一的，中央控制。黄公的强边镇只是一种策略，可能接近目前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这样的自治也不是联邦。中国没有联邦的基础。黄公最后一篇中讲到为将的要文武双修，此言甚是。
为将为帅的不仅仅是比试武功，更是检验文质。古时，出将入相，文武非分野。诸葛孔明、曹操都是文武双全的。后来，军民之官分治，文武分开，就是科举也分为文举和武举。黄公认为当时军将不忠，确是军将素质有限，无忠心朝廷之意，一切以利益衡量。
明以都督府掌兵，以兵部用兵，比类于现代的军令军政分开的体制。具有合理性。关键是如何使得军令畅通，三军用命。军队始终是用来完成政治任务的。文官治军不在于如何行军打仗，而是如何确定一个战略目标和政治上的任务。如何完成，看将领们，同时要划定政治上的条条框框，约束军将的行为。（文/杨俊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