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在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后所写，当时其友人任安已被判死刑。在本篇中，作者抒发了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愤懑与痛苦，也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苦衷，表明他写作的愿望和动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超前的生死观，也是支撑他的精神养料。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这封信是：“幽而发愤，书亦信矣。”文章中一系列感情冲突贯穿全文，文字时而愤慨，时而凄哀，时而激昂，跌宕起伏，令人读之回肠荡气，悲不能已。司马迁并非对宫刑可以置之不理，他士大夫的骄傲被折损，他是伟大的，也是痛苦的。文人个人的不幸，往往会成就文学之大幸，这是文学史上最残酷最无可奈何的事实。

一、司马迁内心的幽愤与自嘲

    当时司马迁任中书令（其职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但是在汉武帝时期这是一个由“刑馀之人”的阉官担任的职务，故即使在世人眼中他“尊宠任职”，司马迁内心也是感觉极为屈辱的。文章开头便是“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忧郁而无谁语。”便道出自己处境艰难，抱负难以施展，更不用说去“推贤进士”。而后面说道：“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中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隽哉！”回答了任安自己之所以没有推举贤能，引荐人才的原因，里面饱含着司马迁的无奈与悲愤。而文中“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则直接表达了作者对朝廷黑暗的抨击，一心效忠皇帝却反遭横祸强烈的愤慨之情。作者心怀大志，却遭宫刑，满腔热血化为虚有。而世人的讥笑，乡邻的诽谤议论，精神上的打击，都使作者夜不能寝。“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正是作者内心痛苦幽愤的写照，“闺阁之臣”是司马迁一生无法忘却的耻辱。                                        

二、司马迁内心的坚毅与执念

    司马迁是个内心骄傲的士子，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相传的史官家庭，所谓“世典周史”，矢志继承他父亲的遗愿。在被处以宫刑后，司马迁也想到过自绝以保气节，但想到《史记》的“草创未就”，便“就极刑而无愠色”。“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就是司马迁忍辱苟活的原因。司马迁内心有着他的坚持，那就是《史记》，这是他的梦，也是他父亲的梦。写《史记》的目的在此文中写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融入血肉中的执念，为了它，司马迁可以忍受世人的讥笑，可以隐藏内心的不甘。他的愤懑和不平，他的爱与憎，他的思想，他的学说，他的操守，都集中体现于他的毕生心血《史记》中，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整个精神世界的再现，它是司马迁的精神支柱，从对司马迁的意义而言，《史记》也是一部伟大的悲剧。若无《史记》，何有司马迁；若无司马迁，何来《史记》！

三、司马迁内心的生死观与成败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表明在司马迁的心中，死亡的意义是有差别的，而后司马迁列举了受辱的不同层次，表明自己受到的是极辱。然而他并没有选择传统士大夫的“死节”之路，而是用将个人价值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超前眼光，摒弃了庸常的“死节”观念，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荆棘的未知之路。“且勇士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死亡只能让过去成为永恒，而咬着牙继续往前走才有可能让过去成为未来的映衬，正如史公！而“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表现的正是司马迁的成败观，成败由后人评说，历史记住的人才是真正的胜者。他列举了古时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在受辱后未自绝沉沦反而“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表明死亡不是受辱之人唯一的选择。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希望用此“偿前辱之责”，表明司马迁内心并非没有屈辱感，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将之置于内心最深处，无人可诉，只能化悲愤为动力。

    司马迁的一生是个悲剧，他忠于君王却被君王猜忌，希望匡扶朝廷却被朝廷残害。狱中的四年，让他对吏治、君王、朝廷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是被迫的，是无奈的，是司马迁一生的隐痛。“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让这种隐痛在他的心中越扎越深，他伟大而痛苦。而“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就是他的信念，他希望有人能看见他苟安后的隐忍和坚持。曹雪芹借《红楼梦》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诉说他难以直言而又深怕不被理解的的心理。而《史记》背后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坚守和等待！《报任安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为鲜活的史公形象，他会愤怒，他会埋怨，他会沮丧，他会向不公的命运呐喊！（文\陈诗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