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一部杰作，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这样说，运用什么样的语言，作品就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这节是全剧的关键段落,使剧情发生转折,引导出新的境界。在“拷红”之前,张生与莺莺经过种种曲折和磨难,终于私下结合,两人干柴烈火、如胶似漆,日日幽会,莺莺甚至整夜不归,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之中。莺莺从一个娇柔羞涩的少女变成了容光焕发的少妇,言谈举止、神情身态都与以前判若两人。女儿身上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自然瞒不过崔老夫人的眼睛,正当她疑惑不解的时候,莺莺的弟弟欢郎前来禀告,说看到姐姐和红娘深夜烧香,半晌不归。老夫人一听此言,立刻感到大事不妙,随即传唤红娘前来盘问。红娘听欢郎说老夫人叫她去盘问与莺莺去花园事,又闻知老夫人怒气冲天,就知道纸里包不住火,事情肯定已经败露,忙与莺莺商议对策。莺莺一听便慌了神,连忙央求红娘千万遮盖。红娘当然不愿意去顶这个黑锅,独自承担罪责。她在【斗鹌鹑】曲中嘲弄莺莺与张生整宿停眠,谁不知道老夫人心计多、眼光毒,要想在她面前耍花招,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这又怎么可能呢?还不如干脆直说算了。然而崔莺莺在科举这一事情上是让步的、妥协的。老夫人默许她与张生的婚事，但前提必须是张生得中状元。崔莺莺内心并不想让张生远赴京城赶考，但为了能得到母亲的许可，她也只能妥协。在送别张生时她千叮万嘱张生要惦记她。“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现实的冷酷使她深知未来的幸福还是渺茫的，她内心惶惑不安，既怕张生不中状元，又怕他为别的女子所吸引，抛弃自己。未来幸福与否，她实在无力把握。这些看来似乎有损崔莺莺形象的反抗性，但这正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特点所在。莺莺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千金，而那个社会对女人而言是无情而冷峻的，她的反抗是很有限度，她不可能做出更强烈的反抗行为，只能等待张生得中归来。但无论如何，她敢于对封建礼教做出反抗，她的为爱痴狂，为爱奋不顾身，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更为勇敢强烈。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是有前提的，只有在梦里，在她死后化为鬼魂时，她才敢做出反封建礼教的种种行为，与柳梦梅私自结合，而一旦重生，又须在明媒正娶的条件下才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她不能逾越礼教的鸿沟，只有当她出现在虚幻空间里才能反叛礼教，这与自始至终都在与礼教做斗争的崔莺莺比起来，未免有些逊色。《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和对人物性格性情的刻画方面则使我们对其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剧作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是为衬托人物活动服务的，剧本为一部崔张爱情诗剧，剧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创造了一种幽深闲静，香气弥漫的美好氛围，这与茸茸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的性格是相吻合的。即使在剧中个别情节有悲苦性质的场面里，作者的描写依然笼罩着诗般的气氛。“长亭送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其语言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离愁别绪的特有表现手法来加以渲染的，是以那种诗意的浅浅哀愁和无奈的色调来表现主人公离别时的悲苦的。

    在刻画人物性格感情方面，作者善于驾驭语言的天才得到古今读者又一首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或典型性格)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其声如其口出以至呼之欲出的感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戏剧不同于小说或其他文艺形式，后者常常采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但戏剧则必须通过剧中各种人物不同的声口说话，以性格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西厢记》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文\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