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是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

    王国维先生生活在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1902年，王国维先生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先生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先生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但事与愿违，倒使他自己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在1906—1908年之间他撰写了《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以“境界说”为标准对唐以后的词做了大致的点评，以一种崭新的目光审视中国的旧文学，其观点在词学，美学的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我姑且把其内容概括为：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及其对各词境界的评定，对著名此人风格的评价，诗词的发展与传承。

    我想要为这本书写书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因为书的篇幅过长，内容繁杂琐碎，涉及范围太广。若整体简评，可能只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并无很大的意义。若是文学修为极高，功底深厚，大概可以精炼而深刻的赏析这部作品，而我确实没有这个能力，索性就节选部分内容来做浅评。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全书开篇率先提出诗词必须有境界，有境界自然而然成为上等诗歌。首先理解“境界”一词，其实诗歌境界就是诗歌意境，中国古代的诗词精彩传神之处就在于意境的营造，用于奠定诗歌的基调，渲染气氛，烘托感情。诗歌的委婉之处，就是意境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现代人写的有些诗会被称为“打油诗”，这也就是因为缺少了优美的意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比邻于理想。”讲完意境的重要性，王国维先生就开始细分境界的类别。读过这一小段，不得不感叹王国维先生的功底以及其细腻之处，可以把境界概括成“与现实相符的造境”和“贴近理想的实境”。这其实也就告诉我们，真正深远美好的诗歌意境其实应该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体，使得诗歌变得优美而真实。我想诗歌中的“虚实结合”手法其美妙之处也在于此。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当中对很多著名的诗人，词人的风格都做出了自己的评判。例如“太白气象”一节中，他给与了李白极高的评价，认为盛唐气象在李白身上显露无疑。“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惟冯正中足以当之。”这就是他在比较中对于对于词人的风格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总是在诗词的字于字的比较中分出了高下。诗歌用字当真是没有对错之分但确实有高下之分，一字之差见高低，炼字的意义也就在于此。“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贵妇人与娼妓之别。”读到这里不得不感叹，王国维先生用词真可为犀利，一褒一贬态度分明，可见他对于是的品格要求真的极高。他对于周邦彦等诗人的评价也算是有褒有贬，算是公正。

    王国维先生在对词人评价过程当中，也在关注着诗词的发展历程，例如“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冯正中开北宋一代风气”，“少游词风，少游气象”，“文体盛衰原因”等等篇目，他对于词风转变的过程，问题盛衰的原因都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与思考。对于写诗，他也提出自己思考，“代字之弊”“词有题而词亡”等都是他独到的见解，也由此可知，他在诗词方面造诣之深。

    虽然《人间词话》是一代大家之作，但也存在王国维先生自身主观思想，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诗歌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无论怎样说，其涉及内容之广，意味之深长，都是值得我们静下心来长时间细细去品读去研究的。我的品论，如蜻蜓点水，雨过地湿一般粗浅鄙陋也只能写到这里。（文\郭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