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中国古代汉族政治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经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阐释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君主可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孝经》将孝与忠相联系，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主张把“孝”贯通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将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认为“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外，《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要求“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及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孝经》在中国古代具有的深远影响可见于历代王朝所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唐玄宗还曾经亲自为《孝经》作注。书分为古今文二本，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自唐玄宗注本颁行天下，郑孔两注并废。清严可均有郑注辑本，宋邢昺疏。

    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价值，对其中的合理成分进行必要的挖掘与利用仍具有重要意义。孝，作为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诗经》，《说文解字》中均有记载，都把赡养父母作为孝的基本内容。但是后来，孔子却批驳这种观点，孔孟之道赋予孝新的内涵，完善其内容。在《礼记祭义》中，曾参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周初制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诗经》之中屡屡言孝，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提倡孝行。譬如道家，虽然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仍然提倡孝行：法家也肯定了孝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孝作为当时诸子百家公认的一种道德观念。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武器，并且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逐渐深入人心，并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历久弥新。

    “经”有纲领，即根本原则的含义，可以垂训天下的书籍称为经。《孝经》是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人们如何行孝的具体方法说教。第一章《开宗明义卷》作为全书的总纲领，总述孝的宗旨与根本。

    第二章至第六章，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以及庶人这几大社会阶层进行了明确的孝的行为规范说明，并指出“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治理天下的最好的手段。”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要求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严明的等级秩序。天子作为掌握权力的中心，不仅要敬爱自己的父母，也要不清慢于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此方可以讲道德教化贯彻落实到百姓当中，便可得民心，顺民意，为国民树立榜样，使民有所依赖，达到治理国家平定四方的统治目的。毫无疑问，孝的对象通常指父母。《开宗明义卷》扩大了孝的对象的范围，使得“孝”更具有普遍性。从中不难看出周朝延续下去的严格的礼法制度，是诸侯，卿大夫等身居高位者所必须遵守的。“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于天子以下的任何社会阶层之中。并总结道：无论人的身份尊卑贵贱，只要始终如一，就能做到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阐述了孝道的政治作用，是全书“孝治观”的集中体现。站在政治角度，认为孝是德政的根本，从天子至庶人，只要以孝道治理天下，便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进一步论述如何行孝，即行孝的具体措施，对于孝子事亲提出了明确的规范，如“五要三戒”。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指出天下祸乱之根源，以起到警醒世人的目的。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基于统治者的立场详述君主如何通过孝道治理国家，感化民众，在孝，悌，臣三方面做出道德的榜样。并阐释了孝道与扬名的内在联系。在历史上的古代官员遴选制度之中，“举孝廉”曾风靡一时，“孝”作为甄选人才的首要标准，已成为扬名的基础与平台。即后来荀爽总结：“汉制，使天下皆颂《孝经》，选吏则举孝廉，以孝为务也。”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作为孝论的总结，具体论述了孝道的具体做法。理论必然要付诸于实践，通过列举真实案例，分别从不同阶级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分述——天子应听从谏诤之言辞：臣子事君应该尽忠补过，使得上下相亲。

    《孝经》在论述行孝的必要性以及具体方法措施的同时，也倡导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即以“孝治论”为中心，将社会伦理道德与政治作用糅合为一体，适应以农业社会为根本的古代社会及以血缘亲疏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自此受到历代王朝的延续与推崇。自汉武帝开始，《孝经》作为一种制度，同时也是对太子及诸王进行教育的教科书。《孝经》的受众范围及其广泛，大至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如辽，金，西夏，元等也认同孝道为治国之本。孝道也成为教化之根本与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方面，《孝经》是历史上统治者用以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它以尊老爱老敬老为核心，以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为目的，经过两千多年来的积淀和传播，深入国人内心。 

    在如今，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当今国民，有很大是由于十年浩劫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摧残。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同样要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先进的新道德，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摒弃传统道德之根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孝经》及孝道在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道德规范的转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文\接巧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