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近思录》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由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理学著作。此书作为儒学的纲领，收录了北宋四子——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张载（横渠）的代表性作品，言论与事迹。《近思录》循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近思录》一书对于现代人无疑是难读的，其难点有以下几大方面：首先，北宋四子之中濂溪与横渠的文字与义理晦涩难懂，在朱熹看来，濂溪的儒学思想具有很强的原创性，直承孔孟，其义理多为前人所未发。第二，《近思录》的整理依据是北宋四子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六经》融会贯通的结果。书中常引用此类古籍，因此若对这些儒家文化经典不甚了解，读《近思录》便自然会产生一定的障碍。第三，《近思录》第一卷为“道体”，讲的是形而上的天道，如吕祖谦所言“非始学者之事”。如果想读懂此书，对经传古籍的熟悉是必要的前提。虽然阅读此书有多重困难，然而《近思录》仍然值得一读。毕竟《近思录》是儒家高度成熟的产物，作为朱子学说的基础与出发点，儒学的纲领，它将读书提升到了格物穷理的高度，并涵盖了修身养性，待人接物，以至治国平天下的领域，提供了全方位的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直至近100年来所出版的有关于朱子读书法的书籍，皆以《近思录》“为学大要”“格物穷理”为根本。《近思录》俨然成为朱熹影响最深远广泛的著作之一。在《近思录》的编撰过程中，朱熹承担了主要的选辑工作，吕祖谦也提了不少意见。该书共622条，分14卷。由于孔子不喜谈论性，命与天道，使得佛学在汉朝传入中土后，填补了这一空缺得以迅速发展。直到唐朝，佛教征服范围极广，出现了庶民“不信道，便信佛”的局面，儒学遭遇了濒临濒临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此时，北宋四子将《大学》与《中庸》拿来弥补儒学不谈论性，命与天道的缺憾，得以重新阐释儒学。濂溪先生在解释《易传》的同时，引用《中庸》，《论语》的词句，与其他教派的解释不同，另辟蹊径，开创了儒学解《易》的特色。二程兄弟学于濂溪先生。横渠先生则受二程之启发，尽弃异学，反求《六经》。因此后人称北宋四子所开创的新儒学为“理学”或“道学”，这也是朱熹将濂溪先生作为理学的开山祖师的依据。《近思录》是朱熹依据自身对孔孟圣贤之道的理解所精心拣择的一部儒学纲领与入门书。《近思录》在朱熹生平著述之中，不是竭尽心力之作，也并非耗时长久，然而却是流传最广的一部著作。近八百年来，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近思录》多种注释版本而得以广泛传播的。由于《近思录》对于没有良好的经典基础的初学者而言，生涩难懂，大量注释与集注应运而生，助推了儒学的传播。此后，《近思录》与《四书》，《六经》并列为儒家经典地位，成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论：      

    《近思录》开卷即阐明“道体”。究竟，何为道？“道体”作为传统中国最根本所在。中医最根本的理论也来源于此。宋以后的行医者往往先熟谙理学再从事中医。“道体”讨论了性之本原，道之体统，是理学思想的总纲领。与西方思想不同的是：中国的“道”是一个有机整体。“道”是抽象的，且贯穿了万世万物。古代中国的各种文化门类之中，无不蕴含着“道”，其中肯定了《易经》的博大精深。“仁义礼智信”五性互相感应，便能区分出善恶。并对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有所突破，提出了“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肯定了鬼神的存在。本卷直接阐明对圣人的高度肯定，并倡导君子修行圣人之道，直接体现对《易经》的至高无上境界的崇敬之情。历史上曾有过一次关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辩论会，即著名的鹅湖之会。这次重要的集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此次会议也阐明了陆九渊和朱熹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点。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对此朱熹的观点是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认为“格物致知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归纳，最终得出结论。这次会议虽然以两派的不欢而散为结局，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程朱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对理获取的途径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理气论”作为朱熹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等各家思想，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即“理”，也称为“道”或“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第一，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第二，理是事物的规律；第三，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又可体现整个太极。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之中仅次于理的第二重要范畴，气作为形而下者，是有迹象可知的，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气相统一的产物，其中，理在前，气在后。          

    朱熹利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了认识领域的问题。在如何获取认识来源的问题上，朱熹既肯定了利用已有经验的“先验论”，也不否认通过见闻所获得的直接经验。在知行关系方面，他认为社会问题领域，知轻于行，且知行互发。        

    此外，朱子读书法强调穷理，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循序渐进”包含量力性原则，“熟读精思”反映了巩固性原则，“虚心涵泳”体现了读书的客观性原则，“切己体察”包含了结合实际的原则。朱子读书法是我国古代最系统全面的读书法。       朱熹在《为学》一章中提出如何成为君子，要求修养德行，必须在学习“道体”之后方可了解宗旨所在。 在《克己》章节之中，提出修身的重要性与克制情绪，平复行为的具体方法，对于当今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何时，懂得克制自身欲望，养成浩然正气，都是对自身精神的升华与洗礼。       “孝”也是贯穿了朱熹《家道》篇的核心内容，若想国泰民安，首先要齐家，即维护好家庭的伦理秩序，于是也促进《朱子家礼》这一道德伦理教材的产生。        朱子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糅合贯通释，道等多家流派思想，无不促进儒学作为主流学派的进一步丰富完善，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盘根错节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多数仍旧适用于当今社会状况。作为今人，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对于朱熹思想扬弃，批判性地继承其思想体系之中仍具有时代意义的部分，摒弃过于封建保守的观点。（文\接巧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