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辩通过墨子与程繁对音乐的讨论，强调圣人治理天下重在事功，反对追求音乐享受。这对批判当时统治者的享乐生活有现实意义。

    程繁认为，墨子所说的“圣王不为乐”不符合事实，也不近人情。从历史上看，不仅圣王有乐，而且从诸侯、士大夫到农民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乐。从人情上来看，如果完全没有音乐等娱乐活动，就像马驾车而不卸套，弓张满而不松弛，这是有生命的人所做不到的。墨子不得不承认：尧、舜、汤、武王、成王，这些古代圣王都有“作乐”的事实。程繁追问后，墨子说“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乐也。”但在这中间，他首先把“少智”偷换了概念，换成了“无智”，把“少乐”和“无乐”混淆，这样以后他就把“圣王有乐而少”变成了“此亦犹无乐也”。这样的辩论很明显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是在诡辩这说明他当时也是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三辩》中着重讲了有关墨子的非乐论，不过可能当时还不够完善所以在辩论时不能做到逻辑的十分严密。

    《吕氏春秋》中：“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这说明墨子首先是一个知乐的人，他不仅有理论知识他还善于乐技。第二，他对音乐活动的“非”并非绝对，有时候也是持“是”的态度。墨子非乐，并不否认文化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对个人具有美感效益，而是因为文化娱乐活动“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我们普遍的理解中的圣王之事也就是万民之利，所以墨子非乐是为了国计民生：“以为大钟鸣鼓琴瑟芋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一切都以是否利人为准则，也就是是否利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当时的音乐活动盛行且浩大，甚者如齐康公：吹笙者必三百，舞女者竟达三万。首先，统治者为了自己享乐却强迫了这么多生产者来为他们演奏音乐表演舞蹈，这种被迫会耽误他们的种田、植树、纺织、织布等。然后，王公贵族他们还得陪着，这样更多人的工作被耽误这其实变相的就是在掠夺人民的衣食财物。再其次，要进行音乐活动，还得制造乐器，这在当时可是要浪费不少人力物力这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所以非乐的理论应当是讲得通的。

墨家的非乐论主要是针对当时“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还针对重视强调礼乐的儒家，这和墨家非儒的态度是一样的。《论语·述而》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听音乐被感动至深竟迷到这种程度。还有文献显示孔子善于演奏各种乐器，并特别喜欢唱歌，就是在陈蔡绝粮的困难时也依然“讲诵、弦歌不衰”。而且他不仅自己好乐还重视乐的教育，把乐作为主要课程。他的政治主张中想要恢复西周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其中就必须严格按照礼的规定而不准超越，所以乐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工具。墨子是个“背周道而用夏政”的人，他的理想以大禹为效法的对象。夏初于原始社会的后期，其经济、文化生活都很简朴，乐舞活动也很简单，墨子便是以夏的标准提出了“非乐”，其所非之乐包括儒家要恢复的西周礼乐但主要的是指东周后期统治阶级用以铺张奢靡之乐。他们所处的时期，奴隶主阶级腐朽堕落，为了自己的享受而置广大百姓的利益甚至死活于不顾，这时的“乐”可能就失去了孔子所希翼的教化人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墨子提出的非乐理论还是有他的道理。

    墨家学派除墨子外还应包含后来的墨辩，即后期的墨家思想，包含在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和小取六篇文献中。此时墨家的关注点在＂辩＂。三辩就通过辩论的方式向我们阐述了他关于非乐的思想。由于对辩的重视，后期末家思想中包含很多逻辑方面的洞见，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另外，墨子著名的兼爱思想决不可与儒家之仁爱随意比附。其实，儒墨在思想上是对立的。墨子提出观点时总以其实际效果作为标准，处处透出实际主义色彩，而儒家的传统则是义命分立，其论点的提出以伦理法则为依据。（文\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