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兼爱观是从孔子的仁爱观直接发展而来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至于他在强调“兼爱”时也常常运用“仁”、“仁义”等带有儒家特色的语词。不过，墨子同时又富于原创性地克服了孔子仁爱观的内在悖论，由此在百家争鸣中自成一派。 

    在孔子哲学中 ，“仁”的意蕴相当丰富 ，但其核心内涵无疑是群体性的“爱人”，亦即要求人们爱每个人或一切人。由此出发 ，孔子不仅常常把“仁”视为一种融合各种德性于一身、能够代表人的高尚品格的总合德性，把“仁”说成是评判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但是，由于孔子同时又认为不是“仁”而是“孝”才构成了人生的终极价值 ，结果导致他在出现冲突时，陷入为了维护特殊性血缘亲情而不惜否定普遍性仁者爱人的深度悖论，乃至肯定了“三年无改”、“父子相隐”这些“损人利亲”的做法。正因为孔子的爱人不是真正广泛爱每一个人，墨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说我们应该兼爱，应该做到真正没有等级差别的去爱人。故墨子兼爱观在发展孔子仁爱观的基础上 ，成功消解了后者的这一悖论。一方面，他强调的“兼相爱”可以说把仁的群体性内涵发挥到了极致：“爱人 ，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 ；不爱人 ，不待周不爱人 ；不周爱 ，因为不爱人矣。”换言之 ，只有无所不包地爱助一切人，才是真正的“爱人”；反之，如果只愿爱助某些人，不愿爱助所有人，便属于“不爱 人”。另一方面，墨子虽然没有直接反驳孔子“三年无改”、“父子相隐”的主张，却严厉斥责了那些出于亲情动机否定普遍兼爱的举动。例如，他在批评“损人利国”、“损人利 己”的同时 ，也批评了凭借血亲团体性否定普遍群体性的“损人利亲”现象 ：他反对周公分封制中重用“骨肉之亲”的任人唯亲做法 ，倡导“不党父兄”、“不义不亲”。 这些都可以表明 ：墨子的兼爱观要比孔子的仁爱观更深刻 、更合理。 然而 ，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孟子却认为 ，“墨氏兼爱 ，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 ，是禽兽也”。其实 ，文本材料清晰地显示 ，墨子根本没有否认父慈子孝、君惠臣忠的意义，相反还明确要求：“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就此而言，孟子对墨子的责难明显缺少根据 ，只能表明他是完全出于一种主观臆断的推论，可能正因为孟子这种缺少根据的曲解指责，最终导致墨家在以宗法血亲礼制为深度结构的中国古代社会被不断误解加剧了后继乏人的情况。

    单从字面上看 ，儒家似乎更强调“民本” ，但这种“民本”观念并不是真正以民众作为目的性之本 ，而主要是以民众作为维持君主统治、保证社会稳定的工具性之本 ，所谓“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在儒家看来，真正构成目的性之本的是在宗法血亲礼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君主和父母，孟子的名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便清晰地体现了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 至于他站在这一立场上对墨子兼爱观的猛烈抨击，倒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墨家不像儒家那样只是以君主为本，而是首先以广大民众作为目的性之本的鲜明立场。在中国古代的各种文化思潮中，墨家可以说是最具人民性的一种思潮，因为它的兼爱观始终坚 持以一切人尤其是广大民众作为爱的对象。 事实上 ，墨家之所以主张“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 ，主要 就是强调仅仅像儒家那样主张以父母和君主为本 ，成为忠臣孝子，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人”；只有普遍性地爱所有人，尤其是爱素不相识的陌生路人和广大民众，才是本真性的“爱人”。同时，墨家之所以反对“恶人贼人”、“别相恶 ，交相贼”，斥责“强必执弱 ，富必侮贫，贵必傲贱 ，诈必欺愚”，要求“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 ，诈不欺愚”等。所以，墨家兼爱才是更加充分保护弱势百姓的根本利益 ，不让他们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权贵阶层的欺凌压榨。

    “兼爱”是墨家最独特的核心价值观 ，也是墨家能够成为先秦“显学”的主要原因。 尽管在儒家缺乏根据的攻击和责难下，墨家兼爱观在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采取“独尊儒术”的立场后便影响式微，但它本身不仅消解了儒家仁爱观的内在悖论，比后者更深刻、更合理，而且还在正当原则、平等观念、民主意识等方面包含着可贵的思想内涵。这些思想在当前的现代化背景下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文\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