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自成书之日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里，《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军事理念及战略战术被广泛应用于古往今来的各大战争和战役之中,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孙子兵法》的奥义，就在于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拘泥于一体，兼容并包。虽是兵书，《孙子兵法》却无时不在体现着“仁”的理念。作为《孙子兵法》的核心理念，“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追求胜利的基础上，要求的是损失的最小化，即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而且其主张的不仅仅是己方损失的最小化，而是交战双方损失的最小化。这就与《战争论》“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孙子兵法》虽是一部兵书，却在道义层面上有很高的立意。《孙子兵法》中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便是一句“兵者，诡道也！”人们在口诛笔伐这这一总结了战争全部精华的妙言时，却忘记了《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还有一句“不尽知用兵之害者亦不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所谓的诡道，是局限于战术运用层面的，如果只是断章取义，而不去看其后的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那么便将其与其所在的始计篇乃至全文割裂开来了。孙子之“诡”在于“变”而非“害”。“变”者 ，变通也，在于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运用战术，已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

    欲读《孙子兵法》者，先读《论语》。《孙子兵法》与《论语》一起标志着战国诸子思潮的开幕，许多学人把孙子排除在诸子思潮的开启者之外，可能是认为孙子讲的军事思想，不在政治或哲学的范畴内。这个认识显然不够全面。军事活动本身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君书·战法》说：“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即指出军事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春秋时期的将军由君王或贵族担任，军政合一，政治活动的规则表现在军事活动中，军事活动的要求又反作用于政治，促使政治变革，两者尤为合一。到了后代，军事才作为特定领域的特定形式从一般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独立出来。此外，《孙子兵法》的功利理性和《论语》的价值信仰，正构成了先秦诸子文化精神的两极。《孙子兵法》从经验出发、自下而上的认识路线和归纳、推理的思维形式，也与《论语》遵循“天道”、自上而下的认识路线和体验类比的思想方式构成并列互补的关系。这两种文化精神又都是由人类早期的活动经验积累起来的。显然，这两种文化精神引导了战国诸子思想的发展方向，战国诸子的思想表现有异，相互激烈争鸣，但是内质不外乎此。其中以《论语》为代表的价值信仰精神为孟子所继承；墨家和庄子在具体的价值观和实践方式上对孔子多有批判，但是也坚持信仰无疑，精神实由此转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精神则直接影响了《老子》和《韩非子》，他们都以利益为目的，讲究谋略方式。而荀子以及法家等则是批判融通孙子、孔子思想的结果，只是在荀子中尚较多有价值信仰的成分，在法家中功利理性的素质更纯粹些。最重要的是，由于《论语》具有教化人性的作用，可以尽能的减少人们在运用《孙子兵法》中的诈谋时出现道德缺失的情况。

    现如今，《孙子兵法》除在军事领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商业甚至体育等竞赛等领域。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沃尔沃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吴渝章是一位运用孙子兵法非常成功的企业家。1997年他刚加盟沃尔沃时，该公司在中国年销售量只有27辆。经过5年奋战，他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将沃尔沃年销售量提高了30多倍，占据了中国大车市场的主要份额。他深有体会地说:“市场就是战场。不懂市场战争学的企业家，不可能带领企业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不懂孙子兵法的企业家，不可能是真正的成功者。”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商战中的指导价值已为世界所认可公认。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家圣典，数千年来褒贬不一。对于此书的看法，笔者仅是拾人牙慧、述而不作，不敢妄加评论。（文\李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