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风轻轻，吹落了第一片梧桐，翻动过往昔的历史，也曾追忆过辽宋的对峙，楚汉的相争，不禁地也曾感到 这是两个有些相似的时代，时代，是否是因此才使东坡写下了那篇留侯论？

    常钦佩东坡的豁达乐观，文采无双，可惜，此文此论，读毕之后难生同意，却只能感到一阵的暧昧。

     留侯，为何是这个中性的暧昧的词语被用到一个开国的重臣？苏辙说高祖之所以有天下赖阳忍于项籍也，子从其父，是否是因此东坡才得出了留侯以忍成器业的怪论？

    从秦末到两宋，跨越了公元前后，分割出两个时代，相似的天下板荡，不同的分裂统一，”市井无赖”之徒得到了天下，庙堂君子之人却只能残守河山，是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物，还是如东坡般的一朝文人全然误读了前人？

    刘邦的机遇始于秦末的天下大乱，发展于项羽灞上分封的愚蠢，巩固于诛戮功臣的血腥，经历了韩信的被杀，彭越的反叛，英布的逃遁，从异姓王到同姓王，”大风起兮云飞扬”中埋藏的是一个勾结与交割交响上映，宣誓与背弃连续不断的过程，在通往王权的血迹斑斑中，张良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史载韩信死后，高祖且喜且悲哉，他对张良的态度又如何？这位长于兔死狗烹且从不因此感到愧疚的君主的权力漩涡中——张良为何每次都能置身其中却又独善其身？

    “忍“是否又是他的终身原则，唯一法宝？这些我们无从知晓，只有历史的残篇断简，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几缕线条，勾勒出他的人生的几个剪影。

    张良，颍川父城人，出生贵族，跨越了三个时代，经历了早年的轻率鲁莽，中年的相人投资，暮年的中庸隐退。生死的交相上演，仕宦的浮沉不定，政治的波谲云诡，他参与着，又中立着；扮演着，又保留着，岁月如风，吹去了青春岁月，也淡褪了早年理想，他看过了阿房的火炬，看过楚项的毁灭刘汉的勃兴，也看过战友的死去自己的老去。活着，是幸运的结果还是淡出的谨慎？隐忍是心理上的自然还是政治中的姿态？一个忍字，恐怕难以概括个人心理的多重景深，也不能浓缩出时代命运的斑驳路径。

      反观赵宋的王朝，始于陈桥驿那场占了孤儿寡母便宜的兵变，或许是政权来得太快，天下来得太易，这一朝的文人始终太盛，这一朝的军力始终太过不济，连社会也阴柔得推崇起理学，连文人也拘谨得不太会剖析权术，尽管他们也曾经历过或使用着权术。

    是否是儒家的教育的温良贤恭令这群文人忘记了政治和人格不能混为一谈，还是边战的一败再败让这班书生得了以忍自任的阿Q精神？

    一任中庸隐忍之人能突兀于时代洪流中吗，且念忍字诀的臣属能在多疑猜忌之主的手下全身而退吗，或者应该再追问一句，消解了幕后的权术，帝王的心术，政治还是政治吗？

    “逍遥”恐怕多的是姿态而难说是心态；“隐忍“与之说是情怀恐怕莫若说是无奈。

      太多的扬善隐恶，太多的春秋笔法而又简化流程，用温润的辞章掩去阴干的血迹，用一派的和谐消解隐藏的暗流，于是立体的人性被压缩成平面的脸谱，于是政权的变迁被简化成正邪的相争——孩子气的殴斗，历史变作了文宣，往事被抽干成了单向的线条，逝去了一个个人，留下了一座座神，中国的文人像一个个裱糊匠，在历史的古庙中涂涂抹抹，缝缝补补，是脸谱太深，让他们忘却了否定，是往事太杂，让他们不再愿意剖析？于是一任岁月的流逝一任王朝的轮回，直到思维固化文明凝滞，直到神庙坍圮中原易主？

   说多了，由一篇短文似乎犯不着这样上纲上线，尽管实难认同，但规避不了的是东坡一身多虚职，他离率性更近，纯然更近，一个常在宦途却并不以仕宦留名的文化人，更像文化的符号，而非政治的动物。唯物历史，对他，对那个时代还是一个遥远的词。（文\王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