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评论：

    古言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追求志向相同，但是又不是完全一样，他们有各自的思想，而小人只是一味地对别人的意见表示赞同而不讲求原则，反而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的关系。

    北宋著名政治家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任职时被指与范仲淹为朋党，接连被贬，等到他重返朝廷后，熊然写下《朋党论》对其抨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在文章一二段主要讲“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并大胆指出小人之间并无朋党之说。君子因为同样的抱负而结交，他们高谈阔论，一起为所效忠的君主服务，这可以称为朋党。而因为各自利益聚集在一起的小人只能称作伪朋。无疑，欧阳修是聪明的，他论证君子有朋党之说从而首先把自己置于一个保守派不能攻击的位置。最终劝谏君主要分辨君子与小人。 

    文章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论证了君主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家兴旺，用小人之假朋则国家衰亡。论据有力，逻辑清楚。从侧面提醒君主要知人善任。

    文章四五段举出商纣王、汉献帝以及唐昭宗因其不恰当的治国而导致的灭国实例，直接点出“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卒章显志。表达了自己对君主殷切的希望，希望君主以史为鉴，分辨忠臣与小人。同时也流露出自己可以得到国君赏识，完成政治理想的愿望。

    从个人角度来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以前总会觉得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但是随着知识及阅历的增长渐渐懂得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奥秘。人的一生最缺的是朋友，最多的也是朋友。芸芸众生里，我们要永远有一颗赤子之心，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是极大的幸福，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是用心灵在交流，这便是欧阳修所提到的朋党了，当然，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一个方面，各种社交场合需要我们去找寻自己的存在感，与你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熟悉的或是不熟悉的都能侃侃而谈，要做到这点，我们就必须提升自己，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然后散发光芒，吸引更多的人来与你为伍。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知道哪个人和你“和而不同”。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领导者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任用各个方面的人才，他们才是国家的主力，要培养对事情的敏感度与分析能力，对其建议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对于组织中滥竽充数的或是破坏风气的人决不姑息。同时，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和平之中蕴含着危险因素，我们绝不会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站在一边。国际舞台也像一个国家一样，需要坚守和平信念的国家来共同维护。我们国家一直秉承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与众多爱好和平的国家互帮互助，实现自身强大。我想，这便是《朋党论》带给我们的时代意义。（文\淮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