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到生与义这个话题时，我想很多人都会陷入一个两难的窘境，两难境地是难以取舍的无奈。在没有完全对生活失去热情时，谁都不想放弃活着的机会，但是又因为道德的原则，谁也不敢为了苟活而放弃道义，倘若如果有人真的那样做了，那之后也定会背负上一生的骂名，甚至因为受不了舆论的谴责而走向死亡的深渊，终究结果都一样。当世人纠结于这个两难选择时，孟子发出了一个定心丸，那就是：舍生取义。

    “义”是道义，“义”和“仁”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讲“仁义”，已经是对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的责任承担。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如此看来，孟子对舍身取义是多么的执着，其《鱼我所欲也》就简洁明了地指出了道义的不可违背性。

    《鱼我所欲也》开篇将鱼比作生、熊掌比作义，借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舍鱼而取熊掌之意，引出生与义不能兼得，当舍生而取义，直接简明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做人的原则，“舍生取义”即为全篇的中心论点。于是乎一批批仁人志士在生与义的面前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大义，谭嗣同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大义；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邱少云宁愿被火烧死也不愿意暴露目标……可见孟子的这一主张对后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接着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了生虽然是他所珍爱的，但是义却比生更值得让他珍爱；死是他所厌恶的，但是不义却比死更让他厌恶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却是从反面论证了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那么这些人就是贤者。通过如此三重论证，舍生取义这一观点自然而然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还用具体的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施舍的事例来论证，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论证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人皆应有重义之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窘迫的生活条件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如此“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此之谓失其本心”啊。

    说到这里，我只是又想到似乎舍生取义对平常老百姓来说是渴望而不敢及吧，毕竟人非圣贤，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胆量和资本去舍生的。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是单单只有你一个人的，每个人都有要承担的责任，从小的方面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家庭了，你在决定是否要舍生取义时是否应该考虑到爱你的人的感受，谁都不可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支撑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每次看到那些为大义献身的亡者的家人悲恸不已，我也在想，他们怎么可以忍心抛下身后爱着他们的无数人，纵使名誉沓来，但是也不抵陪在身旁的那份温馨。

    如此说来，这“鱼”和“熊掌”就是两难境地的代名词，这样浅显易懂的精妙比喻，让人不禁赞叹。虽然“义”被历代学者所推崇，但是“生”却是前提，生命是值得敬畏的，若无“生”何谈“义”呢！因此这样“鱼”与“熊掌”的抉择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层面的选择了，需要抉择之人拥有悲壮的大气。

    “生”与“义”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才能把各种损失降到最低。孟子的《鱼我所欲也》主张舍生取义，也是孟子的观点，究竟怎样还需要我们后人来不断完善。（文\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