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盛世——清代乾隆时期，出现了两部古典小说巅峰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儒林外史》像《水浒传》一般将众多人物分篇章叙写，只不过《水浒传》写的大多是武者，而《儒林外史》写的大多是儒士。《水浒传》写的是梁山好汉的豪侠之义举，《儒林外史》写的是腐朽儒士的扭曲之灵魂。

     这些人为了功名利禄没有了做人的基本尊严。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然而当老童生周进听说商人们同意为他捐个监生时说：“若是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趴到地下就连磕几个头。功名富贵已经将他折磨地疯疯癫癫，哪里还有什么人格尊严。这些人的人伦天性已经被腐朽的封建道德所吞噬。穷秀才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有恢复礼教的雄心壮志，要编什么礼书，字书，乡约书。然而当他的女儿要绝食殉夫时，公婆母亲都惊得泪如雨下，王玉辉却以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加阻挡。女儿绝食期间，他依然看书写字。女儿死后，他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功名利禄已经把他逼得丧失了人性，使他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除了周进和王玉辉外，还有把八股文做得花团锦簇的匡超人，有可谓“身修”的典型鲁小姐，有晚年中举而得富贵的范进，他们只是八股取士之下众多文人儒士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却代表了那个时代中为了功名利禄而丧失人性，灵魂扭曲的那一类人。

    那么我们不禁想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人灵魂的扭曲？答案无非在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

    首先，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一直在禁锢人们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实现了思想文化的大一统，但究其本质，仍是对国民思想的束缚。后来，宋代的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压制了人的自然欲望。而到了明清时期，八股取士制度直接将功名富贵与思想禁锢联系了起来，八股文成为通向成功人生的唯一途径，大多数读书人为了功名富贵不得不走上这一条路，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死，越走越无路可走，最终上演一幕幕人生悲剧。

    其次，社会上的“势利风气”则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原因。社会对考取了功名的人给予了过分的赞誉和追捧。比如参加过二十多次科举考试的范进，屡试不中，家中一贫如洗，周围没有人愿意对他施与帮助，丈人胡屠户动不动就啐他一口唾沫，对他一顿破口大骂。然而当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更甚者有胡屠户，一听说范进中了举，立刻着人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回。霎时，范进从社会最底层变成了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心中的大红人儿。无独有偶，周进乡试中榜回到家乡后，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甚至曾经在背地里说周进坏话的申祥甫也立即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正是社会给予了考取功名之人这种变态式的追捧以及世人趋炎附势之心态，使得一大批文人拼了命地，不顾一切地去参加科举考试。

    在吴敬梓刻画得众多角色中，有一个是最与众不同的，那便是开篇楔子中的王冕，他虽家境贫寒但勤俭好学，虽博览群书但不慕名利，与后边追名逐利，思想迂腐的文人儒士相比截然不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许就是吴敬梓写这本书所要传达的一种精神。但像王冕这样品格高尚的人在第一回之后再也没出现过，这估计便是理想与现实的鲜明对比，作者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像王冕那样的人，但现实只能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奈。

    近年来，在李克强总理的大力提倡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了社会上的一个热点，提倡创新，无疑就是要开拓国民的大脑，使其思想不被局限于固有的模式。封建社会流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今社会倡导“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封建社会中科举取士是成功的唯一途径，而如今经常会听到诸如“读书不是唯一出路”之类的话，人们的出路多了，像以前那样的悲剧自然就少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有了这些从上到下的保障，《儒林外史》中的悲剧自然不会再重演。（文/吕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