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去了，还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还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还有再开的时候；但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再返了呢？岁月如沙，在不经中从掌心流过，流光似水，在静淌中让人莫唤奈何，文明的火种，星星隐隐，从史前明灭到二十一世纪，往事悠悠，兴迭了代代王朝，漫灭了诸种文明，匆匆地阅过《通史》多的并非兴喜而是淡淡的隐忧，如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序言》中的第一句“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学生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批评”一个为人熟悉却又早已离人远去的词语。

    无垠的空间中，我们的生命只是微乎其微，浩瀚的时空里，任何文明皆是沧海一粟，匆匆而过的我们，只是它的一个过客。但是，就算是匆匆，在人类的智慧下，它仍然被记载。当岁月的河道干枯裸露出河床时，这些记载下的过去，就成了我们所见之历史。
    某位学者曾言，史家所写的并非是介绍过去，而是一高尚之灵魂。显然，苟无灵魂则成偏见和肤浅；而太过深奥则为训诂与晦涩。这就成了历史学类著作在编写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也成了评定一部史学著作是否出色的依据之一：如何才能让读者更易接受，而又不失史学逻辑？

    西人著史，惯于摆出史实，罗列例证，再在最后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而非如我们，好出现成的结论，让人背诵。实际上，真正的历史学也正应如此，摆出史实，是非由读者作独立判断。不应该为了求个人思想与意识形态之统一而把作者意志强加予读者。

    中国之纪录史，始于结绳记事与巫语歌谣，其后有龟甲金文，以上均属不成文历史史料，而成文之国家史始于西周，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传`春秋》为封建社会编史之起，切分史实与神话，其后《史记》奠历代纪传史之基，因中国之疆域一定，板块衡常，民族多融合而文明性趋同，故上溯西周下至近代，中国之历史连续且统一，而史书连贯且周详，弊在范式单一，言多修饰，有以本我为中心且少计量统计之缺憾。西人因民族相争，文明间断，历代史料多残缺不全，即文艺复兴以降所研究之古希腊罗马史其源亦多出自十字军东征所掳之阿语文献，虽予学者考究及洲域认同以极大麻烦，但贵在重实物，跨地域，少人事多唯物，学界认为，希罗多德（约前484—425年）为首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如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将诸种诸样的故事，把欧罗巴和亚细亚结合到一起。”此种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之特点，泽惠西方史界百代。于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之中，人们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片面之地域史消历史之统一性出，而反映这种人类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其后有修昔底德与色诺芬。波里比阿的《通史》传播了“世界主义”的之思想，基督教神学之天下一统，中世纪基督教史家之逻辑理论，破了以前以世界为背景，和地理之文明中心为中心之世界史格局，开始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盖基督教虽偏狭排它，然自罗马崩殒，诸民族蜂起，欧洲于经济社会衰退，政治分崩离析，而历史之目光虽经歧途尚未褪于一隅。文艺复兴已降，西方史学逐步摆脱上帝神学思想的干扰，而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鲍杜安的《世界史的结构》，让.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福雷斯蒂的《世界编年史》等皆为其代表，“启蒙时期”之理性主义史学则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之确立。伏尔泰之《风俗论》是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真正之世界史著作，其弃基督教之文明中心旧谈，开诸文明并立之新论，创比较运用之方法，从全球横向比较人类文明；扩历史研究之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人类史诸方面，揭人类历史发展之统一性。其后布罗代尔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皆为其回响。

    会到头来再论斯氏著作，斯氏之文明模式显然有伏尔泰及汤因比之痕迹，而其划以历史为1500年为界自然为现代我国史界所接受，为何是1500年？显然是由于欧洲对世界的“发现“与“征服“，此前，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各个地区之间彼此孤立。虽然有贸易，有战争，有文化上的交流，但是相对1500年后的世界来说，交流和联系既不够丰富，也缺乏内在的动力。大洋洲尚不为人所知，玛雅、阿兹科特和印加等诸文明还在欧亚大陆的视线之外，即使在欧亚大陆上，希腊罗马的兴衰与中国王朝的治乱也是影响甚微。一方面，交通工具的落后使海洋和陆地成为隔绝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自然经济、血缘等级，官僚体系以及内耗封闭之文化窒息了古代诸文明。但随着西方分裂政治带来的金权独立与社会流动，加以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与外扩，西方扩张的历史开始了。全球开始产生经济联系，经济上的关联日益把各个地区紧拉到一起，因而15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拐点。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历史是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变化并不是在完成于此短短一年中。

        因而人类历史具有阶段性，犹人之有少年至于暮年，我国传统视历史为政治变迁，政权更迭之历史，此益在于简明清晰，前后以时间为经，纵向则人事为纬，适于我国之统一国家与文明体系，便于掌握漫长之大事记，而缺憾在于止于宏观不见细节，主角突兀埋没配角，而斯氏所述着眼于人类社会群体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的作用。综观历史，文化之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能够且善于吸取邻近的其他的群体之经验。唯有那些易接近.会利用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之民族，才易于发展与变革，并处于领先，随着全球史时代的到来，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与交融，并产生如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法则之发展。

    其二：科学技术或称生产力之发展，历史非单一政治之历史，所谓上层之建筑，必基于经济之基础，郭沫若分我国历史为奴隶，封建，两半，而至现代四阶段，虽各国殊异该划分亦适用于世界，但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奴隶制，水磨孕育了封建制，蒸汽机则创造了资本主义制。”罗马的军团止步于地中海内湖的周边；中国孔学的教义不曾迈出过琼沙与新藏；查理曼戎马终身，未能一统欧陆诸民族；中国千年的集权制也未能将皇权延伸到县乡；地跨三洲的，从马其顿到奥斯曼，无不经历了极盛后的衰亡与收缩。纷繁的政治现象背后是生产力的制约，广域版图内隐藏的是交通通讯技术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底下，故帝国兴焉衰焉，民族来焉区焉，文明始焉终焉，其皆出于生产力之高低，出于”根本上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而当今世界联系之紧密，地域交往之广泛，国家机器之复杂庞大，社会动员能力之有效迅捷，亦皆出于现代之科技，出于产业之革命，出于工业之文明。

    其三：人类历史遗产的继承。对历史的考察，揭示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人类创造活动的灵活性和潜能，尽量客观地评价人类历史的遗产，使人们更加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更有助于把握未来。诸如古希腊时期之自由精神.民主政体.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构成了希腊流给人类之光辉遗产。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每一历史阶段中最有影响之社会均为力图缩小上下层之间鸿沟的社会——均为倡导提高群众参与水平的社会。此种参与人数总量上的猛增构成了开拓性社会的现代性，并在性质上赋予这些社会以优越之内聚力与推动力，使得这些社会胜过同时期的其他社会，在它们的时代打上这些自身之印记。

    在此引用一段“我们之所以依次介绍古埃及人、意大利人以及荷兰人，是因为人类有时属于一片地域，有时属于一个时代，有时甚至只属于时间或生命中的某一分钟。这一分钟里，总有一些事物比另一些更重要。当我们觉得寒冷，就会寻找阳刚；当我们觉得炎热，又会寻找荫蔽。人类创造的伟大文明总会或多或少地反映自身意识......当我们心仪传统，文明就反映传统；当革新拯救了我们，文明又体现革新。”我们习于自己印刷的世界地图，惯于将本国置于图幅的正中，但殊不知域外的地图中又会将本地放于中央，把我们排于边缘，“这一分钟里，总有一些事物比另一些更重要”——无论再有多么强烈的文化自尊，实难否认，这一分钟里，欧美文明更强势，也更有冲击力。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作者的生平，未能也不可能详述近二十余年的历史，二十世纪不断发展，人们在短短一百年里的发展超过了以前的总和，但是在这短短一百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不计其数的地区性冲突与局部战争。不断发展中的人类也被无数的新问题，当然也是自己所创造的问题所困扰，水污染、资源短缺、恐怖主义、宗教矛盾……显而易见，不能清楚的了解历史，不能改正自身之过，就有很大可能再次陷入其中！如果以1500年为界，在对比1500年前后的历史之后不难发现：远古时期所发生的冲突远远比拥有令人自豪文明的近代所发生的战争要少得多，而随着社会的与日进步，人们拥有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和进步，随着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强，发生的战争也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让令人反思：人类的行为是不是偏离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在不断前进的历史中我们是否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不成为后世引以为戒的反例？

    历史是发现之旅，而不仅仅是电影之旅 。回顾往昔，既非考据亦非训诂，历史学，既非自喜于既成之荣耀，也非惶惶于莫测的未来，毕竟“今天”是“昨天”与“明天”的桥梁，文明亦无既定之轨道，岁月在沉淀中历久弥深，历史一再不断反证中辩证否定，斯氏所寄于著作，大约若此。（文/王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