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近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公众号正式开通，这是训诂学界的一件大喜事。应学会公众号“学者风采”栏目之邀，就求学、治学、人生经历、学术规划等对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原副会长汪启明教授作了专题访谈。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第十批、第十三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长期致力于汉语文献方言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外专局项目和全国高古委项目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出版著作有《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中上古蜀语考论》《考据学论稿》《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华阳国志系年考校》《华阳国志译注》等。曾获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一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四川省最佳图书奖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等奖励。

问：听说汪老师到交大工作前曾当过农民、参过军、务过工、担任过出版社社长，您对不同阶段发展历程肯定有自己的理解，能谈谈这些特殊的经历与体会吗？

可以。我生于四川三台县农村，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家世。柜子拉开没有一颗粮食，一年只吃三四次肉，饭做到一半没有柴煮不熟，每年一人只分20多斤水谷子是细粮；14岁以前拾粪、给棉花“五打”、用“鸡脚杆喷雾器”打农药挣工分，15岁开始成为全劳力，担干粪、稀粪、耙地、插秧、车水，土地加工时，放炮、抬石头；学过篾匠、砖瓦匠；期间还在煤厂打过蜂窝煤，打过撮箕包。这些都是当年同龄人共同的经历，过去我也从来不与人谈。改革开放前，我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读书经历，因我读到小学五年级便开始“文革”了，只读过下放到村上办的二年制戴帽初中。语文学毛主席诗词和鲁迅语录，也批过“三家村”，写过“军民联防，文攻武卫”“武装保卫某某”“砸烂”；数学学到正负数和二元一次方程组。此外，也学“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农业基础知识），学喷雾器、拖拉机、防治红苕黑斑病，当时这些特别适用。1972年底参军，到有名的“万岁军”三十八军，这才有了继续学习文化的机会，没有退化成文盲或半文盲。尽管当兵时条件很艰苦，但我没有放弃，因为和农村相比已经是天堂了。在部队期间，曾因参加实战演习和唐山抗震救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退伍回到农村后，又当过赤脚医生，扯过草药。直至1977年，改革招生制度后，我才算真正读书。拿现在的标准，我读书也并不“根正苗红”：从三台师范校读中师，到川北教育学院读大专，再到四川教育学院读本科。但这些学校的老师们夯实了我的文化基础，而龙晦先生又将我引进了“古代汉语”的门。从中师、大专、本科、硕士、博士，除了高中，我把中国的学历教育差不多都过了一遍，中国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多。各个阶段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至今也不能忘却。

问：大学毕业后，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我于1985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师从李运益、刘继华两先生攻读训诂学专业研究生。两位先生精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先生们的教学为我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研期间，我第一次用标点的方式通读了《说文解字段注》《尔雅义疏》《方言笺疏》《释名疏证补》《文始》等语言学著作。1986年9月，在音韵学会办的助教研究班有幸聆听了唐作藩、李新魁、尉迟治平、赵诚、杨耐思等学者的全部课程。1986年10月，参加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还听了殷孟伦先生讲方言研究和刘君惠先生讲章太炎学术思想等讲座。1987年，李先生、刘先生率领我和同年级的吴泽顺、顾之川、吴福祥、李岗、周继琛等一行参加中国训诂学会杭州年会时，沿途还向徐复、周大璞、王迈、詹伯慧、陈振寰请教，听了当时的中青年学者赵振铎、郭在贻先生的讲座，进一步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

1987年5月28日，王宁先生就我的硕士论文《章太炎转注假借理论和他的字源学》亲自回信，给我讲章黄训诂学思想应该如何把握；许嘉璐先生则在杭州会议上对我的硕士论文给予了具体指导。当时我选择“章太炎的训诂与训诂学”，许先生认为太大了。两位先生都强调要做窄而深的研究，不提“章黄学派”，使我获益匪浅。1991年，我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赵振铎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先秦两汉汉语”博士学位。赵先生考虑我曾经研究过《晏子春秋》，就建议我在其基础上扩大，将齐语作为研究对象。论文四易其稿，先生均一一批注，每次批注所用笔的颜色都不同。先生做人和做学问，都使我没齿难忘。功夫不负有心人，文稿刊印后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蒋礼鸿先生指出，章太炎、吴文英、孙锦标等人的成果都没有“系统地对方言进行理论的研究，有之，则见于汪启明这篇论文”“搜罗广博，考证周密，迥非一般研究成果所能及”；鲁国尧先生直言，“堪称近若干年汉语史研究少见之佳作”“蒋先生素不轻许可，而汪著能得其高评，闻之欣然，今斗胆作续貂语如下：若称汪著为古代齐语迄今为止之最新最高成果，不为过誉”；严修先生则称“对古代齐语作如此系统深入研究的，以汪启明为第一人”。前辈学者的鼓励，更加坚定了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这样才一路走下来。

问：据了解，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两汉齐语研究》采用了“语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得到老一辈专家的高度赞许，可否简单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语言与历史的互证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明确地提出了“语言与历史互证”的研究方法。1994年5月通过了王宁先生主持，张永言、向熹、龙晦等先生参与的答辩。此外还有15位前辈学者的书面评审意见。其中像郭锡良、张永言、李维琦、许嘉璐、吉常鸿、李运益、祝鸿熹、蒋希文等先生都明确指出其“语史互证”的特点，并给予了高度肯定，这为我后来的沿着这条道路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博士毕业后，您没进高校，而去了巴蜀书社，能讲讲这段工作的情况吗？

博士毕业后，因为各种原因，我放弃留在四川大学，选择去了出版社，这可能是我人生经历中比较特别的一段。进入出版社后，我从普通编辑做起，再到编室主任、总编室主任，一步步到副社长和社长的岗位。这段时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坚持在一线初审、复审、终审书稿数百种，数亿字。审稿中读到了大量前辈学者的经典之作，策划组稿、参与编辑了《三国志校笺》《广韵疏证》《全宋文》《中华大典》《吕氏春秋注疏》，所编图书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和四川省政府社科奖多次。结合出版工作，还出版了《出版通论》《选题策划学》《书刊编辑与加工》《媒介融合与出版传媒企业发展》等。出版社的工作经历，让我从读者与编者的双重角度了解了古籍整理与出版，为日后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问：重回高校后，您是如何迅速投入到学术研究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2002年在乌鲁木齐参加训诂学年会时，郭锡良先生在天池边与我语重心长地长谈，希望我早日“归队”。终于，巴蜀书社工作十年后，我2005年被人才引进到西南交大，开始了真正的教学科研工作，同时也深感时间的紧迫与宝贵。作为工科高校，文科建设当时刚刚起步，开辟之难，不在其中是不易理解的。入校后，我以编辑出版方向学术带头人身份申报了传播学二级学科硕士点，作为语言学学科带头人成功申报了一级学科硕士点。2010年又作为核心成员，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身份成功申报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立足现有的学科平台，我结合出版工作经验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主持各级各类项目29项，撰写了160余篇论文，出版各类著作30多种。但是“书多好的少”，拿得出手的东西不多，论文的情况也一样，不少是当今的考核制度催生的。

问：您的《考据学论稿》和《中上古蜀语考论》分别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和第十八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书的特色与价值吗？

《考据学论稿》的特点是 “语文互证”， 即语言和文献的互证。把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结合起来，厘定考据学概念和发展脉络，提出三位一体，落脚于“考据八法”，并强调考据学的跨学科特性：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应设立相关课程，注重考据学的学科建设。赵振铎先生认为，“把考据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论述，探讨它的学科属性和基本方法，这样的成果还不多见”；香港大学单周尧先生称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音韵、文字、训诂，“以学科论，八者当分；然‘考据’一学，实为跨学科之学，则八者宜合” “汪君谓考据学为跨学科研究之学，深得南北学之要”；香港中文大学黄耀堃教授称“《考据学论稿》一书，第一次为考据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考据学研究专题’所论，均道人所未道，新见迭出”；台湾大学李隆献教授说，“近年虽亦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但少能如本书对考据学做如此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书堪称笔者近年所见之考据学佳构”；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指“强调考据学与文字语言学、文献学间之紧密支援关系，务使学者识其途径，知所遵循，则所得学术立论，方足以服众，可信而不疑。是其书前足以承先贤之功，后多能导来学以途；煌煌巨著，浑浑正论，震聋醒聩，烛照道枢”。

《中上古蜀语考论》是近年来“语史互证”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汉语史研究重在断域与断代，分时、分地进行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科学化的基础。中上古时期蜀语材料稀缺，发掘和整理材料类似于方言考古，研究薄弱，大音希声。我们在全面搜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可靠资料基础上，结合文史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古史传说等成果，语史互证，将古蜀人与华夏族在族源上联系起来，充分肯定了古蜀人在华夏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古蜀人是华夏族团的重要成员，古蜀语是汉语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也是后来汉语的一支方言。近两年三星堆考古成果更印证了这一点。很感谢王力语言学奖推荐专家、评审专家的认可，也很感谢赵振铎先生、伍宗文老师和赵静老师在书稿研究撰写过程中对我的鼎力支持与帮助，未来我也将继续投入文献方言学研究。

问：您近期在做什么研究，今后有什么科研计划？

今年提交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魏晋南北朝方言研究”，获得了“优秀”等级结项，谢谢相关的评审专家。目前我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中国地方志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项目已从8万余部旧方志，2.7万部新方志中搜集到海量的方志方言资料。其中印刷了《中国方志方言资料汇编·词汇卷》纸本289部，录入计算机词条140万余条，语法资料6000余页，语音资料1.7万余页。希望能继续把这个项目完成好，推出更多有益社会和学界的学术成果。

问：您认为当下学者做学问与老一辈或古代学者有什么不同？

我是老一辈学者熏陶、关心下，又主要是在恩师赵振铎、李运益、刘继华先生的培养下成长的。李运益、刘继华均为赵少咸先生早期研究生，相当于是“两入赵门”。虽然早年看了一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书，由于都是看译本，掌握的新术语也少，对“当下”不敢轻下雌黄。

一代有一代的大师。现在的人做学问，相较老一辈和古代学者有他们的优势。目前我国高校正在开展“新文科”建设，其中一个“新”，便是文理结合，文工结合，文史哲打通，把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学科、专业鸿沟弥合起来，做宏通的研究，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把一些理科工具，合理地用到文科研究中，会发生意想不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现在的技术工具，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资料的数字化、互联网化，可以给学者提供强大的研究工具。比如说，检索某一个词，在古代的文献当中用过多少次，最早是哪一次，很快就能精准地查询到，为学术研究、工具书的编纂提供很好的参考；一件史实、一个人、一个地名、一个年代的考据，过去的学者无论怎么博学，都难免挂一漏万，但计算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给出结果。而这是古人皓首穷经也难以做到的。

利用现代的科技和数字化科技，当代学者会比过往学者拥有更明显的优势。例如清人顾炎武、戴震、王念孙、段玉裁，近人章太炎、黄侃，他们读书之广今人难以超越。但今人每每能用检索方式找到他们没有发现的更早材料，不同版本；古人辑佚书，往往依据类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今天再做这项工作，只需要敲敲键盘。这就是新材料的涌现和原有材料数据化给当下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然而，也因交叉技术与新工具的出现，一些学者过分依赖工具性软件开展研究，未能沉下心来做一些扎实的学问，这是我们当下学者需要特别注意的。

（访谈整理人：刘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