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人将外公和外婆称为“波”,将笔叫“不律”,船叫“纽扣”,砂锅叫“土锉”,“豆逼”则指的是一粒豆子。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四川话中,不少像这样的词已经渐渐消逝,不再为人们所使用。
在四川人的日常交流中,“你个瓜娃子!”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句子。用四川话念出来,总有一种活色生香的感觉,而且如果语气不同,含义迥异,可褒可贬。事实上,“瓜”这个词的用法并不是四川所独有的,甘肃、陕西、青海等地都用到这个词。
南宋时期的陆游,曾由南郑(今陕西汉中)前线调回成都,他在诗文中记载了“老子”一词的用法,证明这个词汇在四川至少延续了1000年。而四川眉山人苏轼21岁时出蜀,他将蜀语带到海南,至今尚有影响,被称为“苏东坡话”。
蜀人蜀语,见证华夏源头活水;三星金沙,梦牵远古蜀韵巴风。近日,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汪启明与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伍宗文、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赵静撰写的《中上古蜀语考论》一书。
4位学者倾20年心血,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移民史等学术成果,考察了多种《蜀语》,讨论了中上古蜀语的韵部和词汇,界定了“蜀语”“蜀方言”与“四川方言”。由此,汪启明推论道,“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通语的源头之一。”
1清朝以前,对地域方言做过全面搜集的唯有蜀语
根据地域名称以及行政归属的演变,汪启明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不含少数民族)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
文献中,第一次将中上古四川人讲的方言称为“蜀语”见于晋朝葛洪的《抱朴子·道意》,文内写道:“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宋代诗人陆游也曾提到:“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把蜀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设立了蜀郡。“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与先秦时的蜀地范围并不相当,而应该包括汉中、蜀、巴等地。”据汪启明研究,蜀语与秦语听起来特别相像,在那个年代,不同行政区划的人可能说相同或者相近的语言。”
西汉末的蜀人扬雄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也是四川首批十大历史名人之一,他还是编著传统方言学第一部专著《方言》的第一人。汪启明透露,“扬雄最早开辟了对汉语方言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研究的源头。”
但是在《方言》一书中,提到的蜀语词却特别少。“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扬雄本身是蜀人,作为本地人,在确定哪一个词语是蜀语时,往往会把许多蜀地的方言词当成雅言,也就是说,他会认为蜀语并不是方言。”
西汉时,因为高祖曾为汉中王,领有蜀地和汉中,蜀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蜀文化、蜀语和齐鲁文化、齐语并驾齐驱,成为汉代文化的两大主流,出现了“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
“在清朝以前,对地域方言做过全面搜集的唯有蜀语。”汪启明在书中提到,唐代李商隐入蜀后便有《蜀语》之作,宋代陆游等人入蜀后,也在他们的文献中留下了古蜀语的语音现象和词条记录;明代李实《蜀语》搜集蜀方言,是我国记录某地方言的第一部专书。“后来,汪应蛟也有《蜀语》之作,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方言中还没有过。”汪启明说。
2古蜀语材料都是古代文人记载下来的
据汪启明介绍,蜀语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与融合,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然的接触与融合,如通婚、外交、经商、迁徙、官员调动等;另一种是被迫的接触与融合,如战争、罪犯谪迁等。“古人进入四川的方式多达13种,其中,以少数民族迁入的人数为最多,据记载,晋代僚人入蜀,人数约有五十万人,这大大改变了蜀人的面貌。”
有意思的是,古代文人记录的语言事实,更能够证明移民与蜀语的密切相关。“我们能够发现的古蜀语材料都是古代文人记载下来的。他们的记载包括亲历和听说两种来源,都是活生生的语言材料。蜀语的接触与融合具有双向性,包括入蜀和出蜀。
入蜀,是指外地人来到蜀地,把他们原来的语言带到蜀地。有些外地文人,到了蜀地后就用蜀地的方言词入诗、文,或者以蜀语语音押韵。如杜甫、范成大、陆游在他们的诗作中都使用了大量的蜀语词。
杜甫在蜀中呆了八年,深受这里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常常使用蜀语词,用得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例如,杜甫曾在《闻斛斯六官未归》一诗中写“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诗中的“土锉”就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意为一种炊具,有点像现代人用的砂锅。
范成大曾在蜀地做官,对蜀地蜀人的语言较为了解。他曾在《吴船录》中写道“蜀中称尊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意思就是说蜀中将年老的人尊称为“波”,外公和外婆都被称为“波”。此外,“老子”是蜀人的特殊称谓语,范仲淹也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提到过:“臣自到边上,其熟户蕃部皆呼臣为龙图老子,至于贼界,亦传而呼之。”
出蜀,就是一些在蜀地生长的居民,后来迁徙到蜀地以外的地方,他们也会把蜀语带到那些地方去,与当地语言接触,文献记载他们保留着蜀语这种“乡音”。其中,扬雄、司马相如和苏东坡就是代表。
扬雄出蜀后著有《方言》,收集20条古蜀语词。“俎,几也。西南蜀漢之郊曰杫,杫音賜。又刀俎。”意思是西南蜀汉的郊区将“俎”念为“杫”。
四川眉山人苏轼21岁时出蜀,先后在杭州、汝州、黄州、密州等地为官。学者黄家教表示,他带到海南的话至今尚有影响,被称为“苏东坡话”。苏东坡曾经说过,“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汪启明笑言,“‘四海语音’肯定包括蜀语在内,说明当时蜀语在这一方面与中原语言是一致的,而与闽地语音有所不同。苏轼还在诗文中用过“鲜翠、元修菜”等古蜀方言词。
李白是四川江油人,他有首词里面有“寒山一带伤心碧”,曾有诗词专家说“伤心”在这里是“很,非常”的意思,现在四川话里也有“笨得伤心”的说法。
除了“入蜀”和“出蜀”的古代文人,还有一种是从来没有到过蜀地的人,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蜀语。例如,东汉许慎是汝南(今天河南)人,在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记有蜀音:“嬽,好也。从女奚声。读若蜀郡布名。”类似地,像齐人郑玄注《周礼》引过汝南人郑司农记录的蜀语,吴人顾野王所写的《玉篇》共收集了20条当时的蜀语。
汪启明表示,这些学者虽然从来没有到过蜀地,但他们记载了古蜀的语音、词,说明有蜀地、蜀人位移到他们所居、所在地区,或是他们到过蜀地临近地区,蜀语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留下了宝贵记载。
3中上古蜀语就有“豆逼”这个词
学者刘晓南认为,蜀语有时被称为“蜀音、蜀方言”,今天四川方言便是从中上古时期的蜀语变化而来,以历史上的蜀语作为自己的底层。“因此,古蜀语有些成份,可以较长时间保留下来,有些甚至保留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汪启明说。
《中上古蜀语考论》一书通过对扬雄的《方言》、杭世骏的《续方言》、张慎仪的《方言别录》和李实的《蜀语》等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辑录了742个蜀语词汇,以表列出。由此,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上古蜀语的消逝与传承。
南宋时期的陆游,曾经来到过四川,他在《老学庵笔记》的卷一中写道:“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为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这就能证明,“老子”这个词,在四川至少延续了1000年。”汪启明说。
现在仍在使用的中上古蜀语有很多,例如,“坝”这个词为四川人所熟知,在四川的运用相当广泛:“河坝”“院坝”“坝坝舞”,可是却鲜有人知道,“坝”的意义从南北朝到近代,再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土部》中就曾记载说,“蜀人谓平川曰坝”。明代李实《蜀语》中说,“平原曰坝”。
隋代无名氏的诗《绵州巴歌》中,有“白雨”这个词,意思是暴雨、雷雨。“‘白雨’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唐代时成为文人惯用词。杜甫曾在《寄柏学士林居》中写道,“青山万里静散地,白雨一洗空垂罗。”李白《宿鰕湖》一诗曰:“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蜀语的成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成为今天几个方言共同使用的方言词语。
在四川,“瓜娃子”是人们常说的口头禅之一。有学者称,“瓜娃子”一词来源于西游记。《西游记》十一回记载了唐太宗因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被其索命,魂游地府,后被放回,欲觅人到地府送瓜答谢。而均州人刘全,家有万贯财产。一日,其妻李氏在家门口拔金钗送给化缘的和尚。刘全回家得知后,骂她不遵妇道。李氏气不过,自缢而死。刘全因思念妻子,情愿以死到地府进瓜。这个故事在四川广为流传,故四川人称“傻”为“刘”,把“傻瓜”称为“刘全进”。后来,慢慢有了“瓜娃子”一词。
“这个词褒贬不定,贬义指的是傻瓜,褒义相当于对亲近之人的戏称。同时,在四川话里,瓜也可以做形容词,相当于‘傻’,‘笨’。”《武林外传》里,佟湘玉用陕西话说了一句,“瓜就是傻,傻就是瓜”。汪启明进一步解释说,“‘瓜’这个词的用法并不是四川所独有的,甘肃、陕西、青海、江苏等地都用到这个词,而且跟我们的意思几乎完全一样,甚至很多组合词也是一样的用法,如‘瓜兮兮’‘瓜眉死眼’等。”
“‘瓜’这个词并没有无知、傻、苯这一类意思,是个记音字。这个字本字可能是‘聒’,《玉篇》解释说‘无知貌’;《龙龛手鉴》又写成‘铦’,也是无知的意思。他们的读音都近似。”“有个考据学家顾颉刚,说方言中‘瓜’这个词与上古时期的甘肃地名‘瓜州’有关,那么这个词就是成汉政权李特等流民带来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四川话中,不少词已经渐渐消逝,不再为人们所使用。在1500年前,古代四川话中有一个有趣的词“豆逼”,不过,这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逗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勉学》中记载,“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晃,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贤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躬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
意思就是说,古代四川人把一粒豆子,叫做“豆逼”,而“逼”则跟“粒”一样,是计数词语。
汪启明说,“像这样的古蜀词语还有不少,比如,笔以前叫‘不律’,砂锅叫‘土锉’,豆腐叫‘黎祁’,船叫‘纽扣’,我们平常吃的菌子以前叫‘斗鸡骨’。”
4 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之一
前人认为,古蜀人或与羌人有关、或与三苗有关、或与彝人有关,或为蜀地一支新的民族,或认为是“华夏-黄帝族”的一支。《中上古蜀语考论》采用多重证据法对此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夏蜀一体,禹生古羌;“夏”为华夏之核心,蜀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源头,蜀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据文献记载,上古时期,黄帝娶了个蜀妻,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封到蜀地,为他的孩子娶蜀山氏等,这些都寓含着大规模移民。黄帝娶妻是蜀民出蜀,为其子娶妻且居蜀是入蜀,这正是上古蜀人与华夏族融合的过程。“所以说,蜀人可能本来就属于华夏族,或者说,蜀地至少有一支或两支蜀人是与中原华夏族属于同一个族源。”
三星堆遗址时代与商代接近,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出现了龙纹、跪坐人像等文物。不仅如此,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所出土的有些器物与中原二里头遗址的器物还非常相似。“龙是华夏民族的崇拜物,跪是华夏民族古代的重要礼俗。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知道,商代,蜀、商关系密切,蜀人非少数民族,而是华夏族一个重要的分支,其语言也应该是华夏语的一支方言。古蜀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汪启明解释说。
蜀语和蜀方言,都是古代蜀人的交际工具,统称为“蜀语”。古蜀语和蜀族是“流”和“源”的关系,和蜀地共居的其他各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的接触和融合。
汪启明认为,原始蜀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在不同的时期,古蜀语有不同的性质。远古时期,蜀地是多民族聚居区,古蜀人是蜀地的主体民族,蜀语也指这个主体民族的语言。先秦时期,蜀语是具有自己特点、与中原雅言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地域语言,它与先秦时期的周语、秦语、楚语、宋鲁语、吴越语一样,是华夏通语即今天的汉语的重要来源之一,为汉语一支非常重要的地域方言。秦汉时期,蜀语甚至与秦语一道,成为汉语中地位较高的重要地域方言之一。
在采访的最后,汪启明意味深长的说,“对古蜀语的研究,是古蜀文明研究和揭开华夏民族神秘面纱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填补古代中华文明的断层,研究汉民族语的形成与发展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来源:《华西都市报》2018年3月25日A7https://e.thecover.cn/shtml/hxdsb/20180325/737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