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8日，由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承办的西南交通大学“天府人文讲坛”学术讲座之“文献语言和文献方言”系列讲座在犀浦校区综合楼272正式开讲。主讲人有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四川大学向熹教授、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利，参加讲座的还有南京大学董志翘教授、复旦大学刘晓南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郭鹏飞教授，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汪启明教授，基地专家周俊勋、赵静、宋伶俐、杨建军等中文系教师以及硕博研究生约100人参与了本次系列讲座。

    讲座开始，人文学院杨文全院长首先介绍了本次系列讲座的六位主讲人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杨院长表示，六位主讲人都是汉语学术界的泰斗人物，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学术成果，能够请到几位老先生是我院的荣幸，并再一次对各位教授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北京大学唐作藩教授——“音韵与方言研究”

    唐作藩先生指出，方言的变化和社会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语音、词汇的大量变化，因此研究方言学必须学习研究古音，特别是反映语音发展变化的《切韵》、《广韵》和《集韵》，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就采用的古音的也就是《广韵》的音系。唐作藩先生认为音韵学是中国一门传统的学科，就好像理科里的数学，现在也叫汉语音韵学或汉语历史音韵学。音韵学研究的内容就是汉语的今音和古音，也就是研究古代汉语怎样演变为现代汉语的。汉语自古就存在方言，所以研究汉语的意识自然也包括方言的语音。在现代学术的分科里面，方言学和音韵学是作为两个学科分开看待的，这两个学科之间具有部分的包含关系，古今方言的语音都属于音韵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也属于方言学研究的一部分。因此这两者之间有一部分的重合。然而音韵学重在对古代音系的认识和古今音演变的研究。方言学的研究则重在现代汉语方言的词汇、语音，语法的全面的描写。在这一方面，两个学科也有不相容的关系。研究古代汉语的语音借助现代汉语的语音，研究现代汉语语音也借助于古代汉语语音，因此可以作为彼此研究的工具。

四川大学向熹教授——“古音和音韵学的历史发展”

    向熹先生认为研究汉语史离不开音韵学的影子。讲汉语史、讲音韵学、讲古音，所谓古音系不是《广韵》系是先秦音系。古音的研究大概是从宋代开始的，郑樵把古音分为六部，这是最早的分部，那么到清代初年，顾炎武才把《广韵》的韵部打乱，重新分部，到现在为止，王力先生分为二十九部，到了战国的时候分为三十部，现在大体上是三十部。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古韵的分部。但重点是要去看看大家们怎么运用材料的，看看他们是怎么得出来的，这样辨别材料的正误，然后，我能够从中得出一点什么深的体会，然后再去研究材料，再得出新的结果。向熹先生希望现在的研究生做学问要记住两点，第一个是掌握材料，第二个就是在好的方法上向前，发展是掌握好的方法才能谈得上发展，再灵活的运用到你所做的研究中去。

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方志方言中材料的甄别、纪录、审断方法”

    郭锡良先生提出，做方志的辑录，对于方言的历史要更深入的进军。关于方言的研究，明代以前是一部分，明代以后有两大块，一块是北大做的方言调查研究资料，另一块是赵元任，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郭先生提到早在《左传》里面就有方言的材料，并且学术界一直都有疑问：方言是不是少数民族语言，要解决方言的问题，那么古代的方言志要有多少搜多少，对于现代方言志，不仅要搜集，还有一分为二的对待，比如《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对湖南方言片进行了历史描写，但也存在错误，我们要甄别。对于研究材料，戴震提出著名的“为学有三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做学问，知识也要广博，知识圈要大，然后就要锻炼自己的识断能力，对于经典著作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这些都离不开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慎重细致的学术工作。

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四川话的源和流”

    赵振铎先生首先否定了“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认为四川话是清初以后、康熙年间才在四川形成的传统说法。赵先生在读了四川遂宁人李实的《蜀语》以后发现，书中写的就是四川话的词汇，100来个四川的常用词汇。《蜀语》写在明朝末年，那时候张献忠还没有到四川，可是那里边提到的一些词在当时的四川就已经流行了。所以四川话是“张献忠剿四川”以后在四川开始流行的这种说法恐怕靠不住，要具体分析。四川大学的袁廷栋先生的硕士论文研究认为，张献忠剿四川不是把四川人都杀绝了，所以四川话是在“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之后形成的这种说法靠不住。赵振铎先生又说，历史上记载，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令派湖广的人填四川，在湖北的麻城县、孝感县集中然后一批一批地往四川运。所以湖广填四川这个事最早是从明朝初年开始的。所以他认为四川西南官话的形成应该是在明朝初年以后，而不是张献忠剿四川之后明末清初时代形成的。

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当前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崇洋不排外”

    鲁国尧先生首先强调了当前中国语言学者的指导思想一定要不崇洋不排外，崇洋或是排外这两者都是不对的。先生认为，当前影响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主要是崇洋。只有不崇洋不排外，中国的语言学才能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我们要相信外国人曾经研究过的东西，中国学者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排斥外国人的资料，国外相关的资料应当去收集，这就是不排外。只有不崇洋不排外，我们才能搞出世界一流的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利——“做好学术研究的几点建议”

     刘利教授关于如何做好学术研究讲了几点心得体会。第一，做学问要抓准研究点和切入视角，要做好基础准备工作。刘利教授拿我校汪启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例，说汪启明教授早在读博期间就展示出了对方言的研究兴趣，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的方言，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沉淀，得出了很多优秀的学术成果。所以，我们做学问一定要找到自身的兴趣所在，还要是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这样才有研究价值，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成果。第二，要注重团队协作。团队成员之间一定要有相同的志趣。并且要能将各成员的专长组合一起，互补互进，形成专业的科研团队和科研力量，保障学术研究的人力资源。第三，先做核心内容，再做边界内容。面对学术项目，刚开始可能会被材料的甄别、界定困扰，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时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先将核心中心没有争议的内容进行处理研究，在研究中概括特点，然后再对边界冷僻的内容进行考证，这样会容易很多。

    南京大学董志翘教授、复旦大学刘晓南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郭鹏飞教授也在讲座中做了发言。

    讲座最后，杨院长再次对几位先生来我院开讲表示感谢，并希望在座学生能够聆听先生的教诲，认真求学，严谨治学，成为未来学术界的栋梁之才。12时，本场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记者采访了14级中文系研究生朱薇燕。她说：“能够见到几位老先生感到十分开心，对先生所讲的内容感到受益匪浅，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自己以后学习要像几位先生一样踏踏实实认真做事。”

    讲座之前，举行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辑录、整理及数字化工程”开题报告会。报告会由文科建设处张雪永处长主持，学校党委常委、总会计师张兵、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罗仲平、人文学院院长杨文全讲了话。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汪启明教授做了他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辑录、整理及数字化工程”相关情况的报告。（于潇怡文，邓楠图）